看她如何爆红台湾

一个“明星社会学”的简单考察 　　“林志玲热”是台湾二○○四-五年的一个重大“现象”(phenomenon)，说它是现象，因为它扰动的场域不只是媒体而已，甚且还动员到经济、社会、政治、性别、外交、网络等各领域的资源，在短短的几个月内，几乎全台湾人都认识了她，这种龙卷风暴式的走红模式，在台湾历史上可说绝无仅有;而且，虽然媒体很快地推出“林志玲接班人”，但我们迄今仍丝毫看不到“林志玲热”有任何消散的征候。 　　研究“林志玲现象”，因此变成一个有趣的工作，这个研究必定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许多“尚未被了解”的知识，或者“从未被完全了解过”的我们自己。 　　[詹伟雄从《天下杂志》副主编到达一广告创意总监，在杂志和广告业打滚20年，现在担任《数位时代双周》总编辑进行改版工程，也是台大新闻研究所的学生，对社会中的新观念、新趋势、新人物有着无可救药的迷恋。] 　　林志玲为什么能爆红？她，还会继续红下去吗？她的走红，对我们一般人的意义是什么？ 　　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，一个能扰动全社会的现象，常是社会变迁的结果，绝非偶然，在“林志玲现象”的背后，我们可以注意三个互相影响的变数：“明星”（celebrity）、“社合”（society）、“情境”（situation)。一个明星，通常只在一个特定的情境中，才能获得社会中特定社群的认同，从而造就大规模的集体动员，而如果这一个明星聪慧得可以与支持她、眺望她、看守她的社会（通常是一组经济和文化的“新阶级”）与日俱进，这一个现象就可以转变成更波澜壮阔的文化运动（culture movement），上个世纪六○年代的美国杰奎琳·甘乃迪、九○年代英国的黛安娜王妃，都分别在美、英社会对抗旧势力的年轻人支持下，成为全世界历久不哀的符号明星。 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现代社会中，虽然分工、合作、互利是显性价值，但任何人都能切身感受：社会里大、小集体间的竞争其实无处不在。在时代交替之时，新时代自然地、也必须要去挑战旧时代，因为他们在拥有较佳工作技术、知识和更多文化资本(创造价值和解释意义的能力）的同时，却由于年纪和年资，往往在社会权力位阶上仅能处于底层的地位，一股“向上移动”的欲念自然诞生。但这也并非意味着每个时代的交替都能波澜壮阔，一般而言，只有在经济规则、科技、知识出现大规模“断裂”的“典范转移”时，时代争斗才会猛烈与激进化。 　　而我们很有理由相信：“林志玲现象”正是台湾出现最大规模时代权力交替的征候，“美女林志玲”扮演的角色，正是一批年轻新阶级自我认同、自我激励、自我团结的文化符号，“林志玲”不过是这群人“理想化自我”的化身与代言人；林志玲的走红，与其说是她个人的美丽使然，不如说是她“代言”（symbolize)了一个新阶级所自许的所有新价值，她的走红，来自这群新阶级在社会各角落为自己怀抱的新价值奔走、动员、推广，换句话说：是年轻的行销经理、大学生、新媒体人、新创业家、新官员……在无数社会实践（practice)中“投自己一票”的结果。 “明星”、“社会”、“情境”三个影响要素如何运作，把视角拉回到二○○四年四月林志玲开始走红的起点，场景就显得格外清楚。 　　先看情境。在这个时间点上，林志玲从事模特儿工作已经超过十年，代言过十余种商品，事实上，她已经是产品发表会上吸引摄影记者目光的宠儿，但始终没有人知道“林志玲”就是这位美女的名字，她由“beautiful nobody”变成“glamorous somebody”，转折点正好就是总统大选后蓝绿相争的社会不安时刻。 　　如果你上“中国时报”和“联合报”的网络搜寻系统，可以明显发现：“林志玲”的新闻是在三一九总统大选投票日后，才快速增加（此一时间点前、后八个月的新闻数比例约为一比三十，以林志玲为标题的新闻数，则更成压倒性对比），甚至在二○○四年三月十一日五位凯渥模特儿新书《凯渥名模美丽宣言》发表会新闻中，《中国时报》的编辑也是用“王晓书等名模美丽出书”的标题处理，而非以林志玲为新闻主角（换成今天，出版商一定只会用林志玲，其他四位可以靠边站了），可见在总统大选前，林志玲根本处于“未红”状态。 　　回答“为什么林志玲在这个时间点上陡然走红?”，是解读“林志玲现象”的关键。在此第二个我们观察的因素，不妨回到二○○四年四月时的“明星林志玲”个人身上。 　　　[在帅哥美女的崛起过程里，单纯的“帅”与“美”都绝非关键因素，它们都像金字塔底层的基座一样，是必要条件，但也就像那些大石块般，仅只能帮助你在沙漠边缘看见一些远方的起伏而已。]